海关总署：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同比降4.4%

比如，我国行政审判中提出的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就是坚持目标导向与效果导向相结合的重要改革举措。

彭真认为不能取消检察机关。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有关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的阐述中，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

由此可以看出，八二宪法关于民主集中制政体的规定，保持了历史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作了新的发展。五四年时，民主党派主张政协成为上院，经过讨论，政协还是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好。也就是说，由人民代表会议发展而来的人民代表大会，是适应政权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需要而作出的制度选择，由于群众路线是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人民代表会议以及后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被定性为根本政治制度。为此，八二宪法做了两个限制：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补充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时，须以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为前提。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是马克思主义人民代表机关理论在宪法中的体现，但这不意味着人大工作可以不要党的领导，更不意味着坚持党的领导与人大依法行使职权存在所谓对立、紧张的关系。

在中央一级，全国人大除了组织一府两院外，还产生国家主席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当然这并非表明五四年宪法关于国家机构的所有规定都是静止不变和不能修改的。再次，完善相关立法的需要。

个人信息的主观性与个人数据的客观性，是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的重要差别之一，对此下文还将进一步展开分析。保护个人数据其实是为了保护个人信息，作为载体的个人数据本身并不重要，与隐藏其中的个人信息不可相提并论。为此，法学界应认真对待这两个概念，揭示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为当下的法律适用及未来的法律修订提供足够的法学理论支撑。对此，还可以从具体权利类型维度予以进一步的辨析。

但本文恰恰是要正视并厘清两者之间的异同，故在本文的语境中，个人数据保护的对象仅仅限于储存于计算机上、作为一种特殊无体物的个人数据，而不涉及通过计算机终端设备从个人数据中所读取出来的个人信息。自然人在个人信息方面的权益既有原生性的，也有次生性的。

而当自然人向他人、公法人、私法人及非法人组织提供或公开其个人信息时，这种独自占有状态就被打破，自然人对其个人信息的原生性控制权也自然而然随之消失，伴随而来的就是次生性个人信息权的保护问题。当个人信息尤其是一些涉及隐私的个人信息在社会上传播，当个人数据尤其是一些有关自身隐私的数据被储存在众多公共电脑上被不加限制地查阅，个人信息和个人数据的权利主体就会有丧失人格尊严之感。质言之，超大规模的个人知识的收集与利用，是20世纪中叶以后个人信息这一概念首先在德国、瑞典等国家产生并作为立法术语，而后迅速冲出欧洲，走向世界的重要推动力。这种关系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个人数据是个人信息的一种数字化存在形态，个人数据是形,个人信息则为其神

中国已经确立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中心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因此，机制设计必须确保行政机关不能取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合宪性审查的权力。该国家机关要按照权力主体的意志执行合宪性审查职能，从而需要其与合宪性审查的权力主体具有非常紧密的组织关系。这就可能给作出声明的行政部门带来内部政治压力，促使其更加严肃地对待合宪性声明。本文在中国政治文化的视角下，立足于现行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构建行政机关的合宪性审查职能。

例如，弱违宪审查制度在英联邦国家的兴起，主要是为了在民主政治之外加强对基本权利的保障，于是紧紧围绕增强违宪审查在法律层面的功能展开设计：第一，将权利法案作为违宪审查机制的运行依据。这也是为何全国人大将部分立法职权授予行政机关行使，尤其是有些法案需要起草者掌握形成公共政策细节所需的技术知识。

不仅如此，《立法法》第98条还规定了地方性法规同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的双头备案机制。从尊重行政机关在特定立法领域的专业性考虑，行政机关也更为适合对有合宪性争议的行政法规提出解决方案。

实践中，起草法案的行政部门也处于评估法律议案合宪性风险的最佳位置。但法律起草机关的合宪性论证对法院适用法律有一定帮助。若合宪性审查权力和职能没有分离，就意味着党委、政府、军队、地方人大均享有合宪性审查权，这无疑与宪法相抵触。为了便于立法机关监督，以专业性为机构特点的行政机关就必须向非专业性的立法机关论证和说明其立法草案。如果李某获得的赔偿与其他村民存在不平等事实，李某便受到国家机关不平等地对待，当然有权监督相关部门的行政行为。附带合宪性声明只是行政机关将《条例》审查合宪性的要求以书面的形式体现出来。

要求行政机关在立法草案说明中作出合宪性声明，还有利于提升全国人大代表审议法案的质量、加强对行政机关的立法监督。而判断是否领会了正确的立法意图，就取决于解读的立法意图是否与宪法规范、宪法原则、宪法精神相一致。

刘连泰教授在文中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只能通过对相关机构的指导和建议来行使合宪性审查权。基于这种从属性，行政机关可以承担的合宪性审查职能应该是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合宪性审查权。

《条例》第18条要求行政机关起草法案时审查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是否遵循立法法确定的立法原则。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法院分别具有不同架构，持有不同技术，并以不同行为模式行使各自的权力。

因此，行政机关的行政官员或工作人员很可能在某个领域非常专业。监察委虽然与党的纪律委员会实为一体，但鉴于监察权的特殊性，宪法不仅要求独立行使监察权，而且成立监察委的意义就在于从形式上分离国家机关和党的组织。然而，在行政机关后续报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理法律议案的材料中，《条例》并未责成起草议案的相关行政部门在材料中体现其已经履行了审查草案合宪性的职能。该机制的建立可在一定程度上激活国务院提请合宪性审查的权力，基于具体争议展开合宪性审查也弥补了我国主要以抽象审查为主的制度局限。

党政结构下，行政机关依托党的政治力量更加能够聚合自上而下的高位优势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同时在党的领导下也能够更好地在各部门之间发挥协调作用合力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将党的领导、人民主权和宪法监督有机结合。鉴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目前专职委员数量不多，可以要求重要的法案在列入全国人大会议议程之前必须经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考虑一定期限。

国务院有权提出法律议案。但是，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

二、合宪性审查权力与职能的分离 合宪性审查指特定机关依据一定的法定程序对公共权力的行为（主要是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判断并作出相应处置的活动或制度。这道程序将为人大代表提供更详细、全面的考虑视角，使其表决时更加确定法案是否经得起合宪性质疑，而不是盲目、草率地投票。

下述前三项职能主要是由国务院牵头各部委承担，最后一项职能各级行政机关均可承担。（三）提交解决合宪性争议的备选方案 虽然《立法法》第99条仅规定了提请合宪性审查的权力，但国务院提请审查之前必然有一个先行步骤，即必须自行判断违宪情形是否真实存在，进而发挥过滤和筛选案件的作用。由这类行政机构事前审查立法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早于授权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实践中，备案审查职能还进一步在人大系统内外进行分配。

《条例》立法的初衷是建立透明政府。基于行政机关的专业性考虑，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而无权更改）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

全国人大对国务院的监督方式明显区别于其他国家机关。宪法对行政裁量权的约束可以借由平等对待原则、信赖保护原则、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等的转换对行政机关发生拘束力。

行政复议也仅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规定的合法性。要么是在规范性文件通过后的备案阶段，以抽象的规范控制为主，具体争议处理为辅。